只有身国外的时候才有雅兴写一点日志，其实这应该是一个应当保持的好习惯。至少对自己，多年以后回过头来，每一丝感受，每一点细节都清楚地记着，多好，包括谁借了你的钱没还：）

2007年10月3日星期三

 

 

    步行奔红月广场，然后从那里坐车去国图。

    路过一家药店，一米见方的广告，一个美女，胸部很是刺眼，中间一行字：某某的选择（...’nın tercihi），底下一行字：Göğüs farkıyla lider，字面意义是“凭借胸的差异而为领袖”。想到国内的广告词：做女人，挺好。这个“挺”实在妙，其实男士保健品也可以照猫画虎：做男人，挺好。

    琢磨着广告词，一边走，一边心里暗笑。想到李华《吊古战场文》的一句话：鸟飞不下，兽铤亡群。一个“铤”一个“群”，正好可以把底下那句广告译成中文：胸挺殊群，艳压众芳。转（zhuai）。由胸想到兽，由兽想到凶，由凶想到一个笑话：女孩化完妆问室友，你看我的胸毛美不美——其实她想说的是，你看我的眉毛凶不凶。

 

    小巴司机忘了提醒我下车。在Armada过天桥往回走。Armada对面是Bayındır医院，临马路的楼已经搭好了骨架，没有施工的迹象。我跟出租司机说，这个楼去年上半年就在盖，看样子还得两年。司机说，至少还得五年。原来是市政府的项目。

    国图的电脑不能上网。好容易找到一个可以上网的，进了国图网站，电子书目无法访问。问管理员，已经好几天了，一直没有弄好。我日。

    这就是土耳其的效率。

    回到红月广场，逛书店，想找一找九九大学第12届国际土耳其语语言学研讨会论文集，从海峡大学2007年《语言学研究》得知该书已经出版。DOST没有，前两天看过，所以这次去了一另外一家叫做Turhan的大书店，也是没有，这是预料之中的事。看来去年能够买到Aslı Göksel和Celia Kerslake合著的Turkish: A Comprehensive Grammar实在是可遇不可求之事。不过在Turhan也有所发现：

       Timurtaş, Faruk K. (2005) Eski Türkiye Türkçesi, XV. Yüzyıl gramer-metin-sözlük. 3. baskı. İstanbul: Akçağ.

       Şahin, Hatice. (....) Eski Anadolu Türkçesi. İstanbul: Akçağ.

       Kıran, Zeynel & Ayşe Z. Kıran. (....) Dilbilime Giriş. İstanbul: Seçkin.

    前两本是讲中期突厥语的，赵老特别关照过，对突厥语的研究就是缺中间这一块，有了就连成一条线了。后面一本语言学导论可以在今后的教学中参考。先记下来，兴许哪天高兴到教育部对面的书市买便宜的D版。在红广场买一条鲑鱼（somon）和芝麻菜（roka），晚上煎鱼。五里拉一公斤，七个里拉，去头去骨，剩下的怎么也得有一公斤。我说有点撑呢。外面在下雨，这大概是安卡拉的第一场雨。记得出门时看到树叶飘落。秋天竟不知不觉地来了。

2007年10月4日星期四

 

 

    上午十一点，如约来到语言学系见导师蕾拉。先拿出两小瓶口子窖，这是买大送小白来的，给恩金老师的礼物。口子窖的包装很独特，三棱柱形的铁盒，上面有漂亮的中国书法。蕾拉很是新奇，是茶叶吗？不是，是中国白酒，早就听说恩金老师好这一口。蕾拉笑，看来他是名声在外啊。拿出一条小熊猫，是杰姆同志送我的，也是顺水人情。又是一阵好奇，连声道谢打开便抽，很烈miş。正想戒呢，原来一天一包，现在一天四五枝，这回好了，一枝小熊猫就OK了mış。

    要填一个表。蕾拉先签上字，让我再找一枝腊主任签字，同时把开题报告连同这张表复印一份交上来就可以了。拿出一张单子，上面列了几个我还没有找到的资料，蕾拉老师家里有，下周一我给拿来。早知如此，应该认真准备一下，好好列一张就好了。

    我开始提问。蕾拉开始云山雾照。我发现我是不能轻易被别人的想法左右的。我的提问实际上是要寻找对心底还比较朦胧的某些想法的证明，合拍才能共鸣，否则只能是姑妄说之姑妄听之了，说句粗话就是让她“玩勺子去”——这是一个老科长的口头禅，此公是后勤部出来的，对调皮捣蛋的战士就发配炊事班，到炊事班自然就是玩勺子了。

    聊了半个小时，见好就收吧。一枝腊正在开会，只和塞尔柱老师打了个招呼。说要签个字，不急，回头再说。

    到学院图书馆。不能上网查询电子目录。土耳其的所有图书馆似乎都不对读者开放书架，查传统的目录很麻烦，电子目录能否及时更新不说，还经常无法访问。除非有明确的目标，我是更喜欢直接扫描书架的，特别是对于不太了解的书，只有亲自翻翻才知道是否需要；这样的扫描往往会有意外的收获。幸好我有进书架的特权，于是有了今天的收获：

       Taylor, John R. (1995) Linguistic Categorization – Prototypes in Linguistic Theory, 2nd edi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Jackendoff, R. (2002) Foundations of Language: Brain, Meaning, Grammar, Evolu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到上面的小铺买点儿菜。这里是所谓富人区，少有人影，路边停满汽车，偶有汽车通过。刚上完台阶，只见眼前六七米的马路上赫然横躺着一个年轻人，一个中年妇女和我擦肩而过，脸上并无异样；那个人应该是刚刚倒下，一米开外的地方甩着一个大蛇皮袋子，看样子是拣垃圾的。走近一看，二十来岁，双眼紧闭，双拳紧握，口吐白沫，不醒人事，喉咙忽忽想着，整个身子一挺一挺像一条筋疲力尽的鲤鱼。癫痫。回头时那个中年妇女也已停下回头张望，脸上和我一样一副束手无策的神情。说实话，癫痫这东西只是听说，第一次活生生看人发作，心里还真有点紧张。还好，一辆车一拐弯停下，两个小伙子过来，把病人按住。我正发愣，一个正在使紧掰手的小伙子让我帮忙按人，我才晃然就势蹲下按住病人的两个小腿。开始还有本能的反应，不过三两分种，年轻人终于平静下来，仿佛睡去一样。三个人把小伙子抬到路边，半靠铁门坐定。不知道什么时候身边出现一个老者，我问：“自已过会儿能缓过来吧？”老人一脸见怪不怪的平静：“很正常，歇会就好。”

    回来时那个年轻人还坐在那里，两眼茫然，一脸疲倦。这大概就像一场噩梦，被人一吵便醒了，挺好。活生生一个人，横躺马路，整体身体一挺一挺。印象太深。昨天还说过，做男人挺好，但不是这么个挺法。这样挺不好。

2007年9月16-20日

 

9月16日 星期日

    北京时间14点，土库曼斯坦的航班起飞，约七个小时，抵达阿什哈巴德，当地时间18点，这里与北京相差三个小时。

    我的座位在经济舱第一排，早被土库曼大婶占了。大婶的位子靠窗，窗外是飞机右翼。土库曼胖大叔不由分说地向右一挪，让我居中。左边的中国人后来知道是中石油的，他们在土库曼有个大项目。

    中石油会俄语，从他嘴里知道胖大叔向空姐抱怨九号啤酒。空姐拿来三号，胖大叔和我分享。一路上没有机会喝到九号，据说度数很高，通常是不上飞机的。

    和大叔偶尔攀谈几句，我说土耳其，他说土库曼，听懂七八成。大叔问我：Ankara’da işleyen mi? 有意思。İş是工作，加上名词派生动词的词缀-le-，倒是纯而又纯的突厥语。

 

    下飞机，轻车熟路地办了签转手续，进候机大厅。天还很亮，放眼望去，一片灰色的平原。也许在飞机上看到的不是阿什哈巴德的中心城区，感觉这个城市太矮，太土，缺少色彩，候机厅更像中国偏远县城的火车站。

    十点多的飞机，要等四个小时。

 

    北京托运行李时见到抚顺的两女一男，女的三十来岁，男的是个十六七的孩子。花了钱到土耳其打工，蛇头说一个月可以挣七八百美元。不会土语不容易拿这么多钱，而且中国人在土耳其打工的以餐饮居多，多少要有一点儿技术。一个女人提到按摩。三个人显然是第一次出国，言谈、眼神中充满了不安。不明白为什么要花十几万块钱到外国去受洋罪。老天爷饿不死瞎家雀。

    在候机厅里扫了一眼，没有发现三个人。找个人少的地方独自坐下。不远处一群中国男人，一个穿着草绿军上衣，文革时期肯定流行。一帮子正在听一个胖子讲着什么，满眼专注、好奇和羡慕。胖子个不高，有点藏天朔的意思，光头，墨镜架在头顶，T恤，短裤，一个圆滚滚小皮包横在胖肚子上，人则翘着二郎腿半坐半卧地胖在铁皮长椅上。

    厕所门口一群人抽烟，有俄罗斯、土库曼、土耳其和中国人。一个学生模样的小伙子用中文问我旁边的年轻人是不是北外的。后来改成土语交谈，被问的年轻人原来是蒙古人。小伙子又和小胖子交谈，小伙子在土耳其呆了五年，小胖子是浙江人。

    旁边女厕所门口一个土耳其小伙和一个蒙古姑娘聊得火热。蒙古姑娘眼色灰土，稀疏而同样灰土的眉毛很不显眼。

    三个抚顺原来坐在吧台对面的长椅上。那个留着披肩发、喜欢张着眼睛把脸贴得很近问事情的姑娘正从椅子上直起身，一双惺忪的睡眼四下张望，和我四目相对，彼此点了点头。

    吧台要瓶可乐，一美元。跟小伙子要了一张土库曼斯坦纸币，面值五千，约合一美元。递上一美元，小伙把我手里的马纳特要回去，换了张新的，又摸出一个硬币送我，一千马纳特。

    终于到了登机时间。出大厅走阳台钻长廊，出长廊下到机场地面。前后有三两架飞机一声不响地趴着，显得很是冷清。

    土耳其小伙已经先坐在我的位子，旁边是蒙古姑娘。小伙用英语告诉我要和朋友坐一起。成人之美。一转身坐在小伙指定的位子上，旁边是浙江小胖子。

 

    浙江胖子大概是个不甘寂寞的主儿。在伊斯坦布尔开了公司，做电脑配件生意。说着拿出一张名片，名字是土文：“这是我翻译的名片”。为了满足他的好奇心，我告诉他我是留学生。胖子打开的话匣子很难关上。“你土语这么好，应该好好利用。”不知道他从哪知道我土语这么好。我说我在国内有工作。“这年月上班最不划算。”然后开始为我指点迷津。“我比你大上几岁，阅历多一些。你呀，到义乌考察考察，开个翻译馆。就这么简单，等着收钱吧。”我只是微微一笑，不置可否。胖子是个有理想的人物，告诉我在他们那里十几万不算富，百八十万刚起步，房子车子儿子，云云。留下我的电话号码，让我帮忙留意硒鼓和墨盒在安卡拉的零售价。忽然止住。空姐推着餐车正往这边来。问我红酒土语怎么说，我告诉他“沙辣普”。吃饭的空儿问了我的年龄，然后频频道歉，因为我是留学生，所以没想到我还要大他几岁。

    五个小时到伊斯坦布尔，十二点过一些。这里和阿什哈巴德又有三个小时时差。我用本可休息的时间赚了五个小时。

    取行李。直到转盘快空了仍不见我的箱子，等行李的人也基本走光了。肯定是另一面哪位好心人帮我先取下来了。转过去一看，果然看到箱子正孤零零站在地上不耐烦地等我。出来，看见一个同样三十来岁的中国女人迎接三个抚顺。还好。

    地铁已经停运。本来花一个里拉可以直达汽车总站的。给老婆打话，说到了，打算找朋友先住下，明天回安卡拉。老婆说最好。放下电话，打车奔总站。两点发车。大约是最后一班，下一班要到六点。人头攒动的伊斯坦布尔总站难得如此清静。大巴只有十来个人，不声不响。车里黑阒阒的。睡觉。国内已经是早晨了，我这等于熬了个通宵，虽然一路有一搭没一搭也算睡了会儿子。

 

9月17日

    补觉。下午在附近的书店买了两本书：Orhan Pamuk’u Anlamak（《读懂奥尔罕·帕慕克》），这是一本关于帕氏小说的评论文集；Orhan Pamuk’un Cevdet Bey ve Oğulları Romanında Anlam Arayışı（《奥尔罕·帕慕克在小说<杰夫代特先生父子店>中的意义探索》）。来土之前，沈老师说过让我翻译《杰夫代特先生父子店》。如果我能有时间和精力，这未尝不可。不管怎样，先准备着。

 

9月18日

    在红月广场附近的D版图书市场买了《杰夫代特先生父子店》，六百多页的大部头只五个里拉，部分文字有些模糊，不过还能看，也算对得住这五个里拉。

    奔研究生院。这次不是Özgür，换了个女的。更新注册。开一个居留延期的证明文件，告诉我明天来取。

 

9月19日

    上午奔研究生院。告诉我下午来取。穿过校区，出大门是东方红，右转是五间房，我在那住过一个月。吃套餐，仍旧难吃。书店看会儿书，没舍得买。挨到一点多回研究生院，女的不在。碰见一个熟面孔，叫Sercan，上学期是旁听生。尼德大学（Niğde Üniversitesi）的araştırma görevlisi，这个职务不好翻译，字面是“研究员”，干的是打杂的活，严格说没有资格上课。准备读语言学博士，上学期算是试听。Sercan也准备研究动词体态，这算找着知音了。提到Feryal Yavaş的博士论文和Lars Johanson的英语论文，他有。人要走运，不知道哪块云彩下雨。Sercan说下次来安卡拉给我带来。选课、注册之类的破事，他有来回跑几趟的心理准备。

    等了半天，那女人根本没露面。向Özgür解释，告诉我到文件收发处看看。文件确实在。OK。奔警察局自首去。

       29日取居留。如果没有特殊情况，一切尽在计划之内。

 

9月20日    上午泡TDK图书馆。选印了国际土耳其语语言学研讨会的两个集子（第二届和第五届）。现在一至十届的集子除了第一、六届的都选印了。第六届有E.Erguvanlı-Taylan关于体态的文章，编辑是Ahmet Konrot。找不到。可恨。看来明天得奔国家图书馆了。 

2007年9月21日 回到安卡拉第三天   

 

    举目望去，一片银白。一个黑点，偶尔动一动，给这空旷带来仅有的一丝微弱的生命迹象。他曾经是那么机警、敏捷，如今却显得如此迟钝、蹒跚。他是生化大屠杀的幸存者。敌人太强大。哪里有什么非对称战争，简直就是赤裸裸的大屠杀。他是弱小的，然而他的族群却凭着惊人的生育能力曾经一直人丁兴旺。

    虽然大家每次出去找粮都不知道能否平安回来，但日子还算是平和的——当然，这些往事他只是从族中长辈那里听说过。一个半月前，他还没有出生。

    他的脑子还是混沌一片，怎么也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空气中迷漫的死亡气息让他早就麻木了。远处不详的阴影只是带来一丝不安，这不安也很快在混沌的意识中化掉。他似乎感觉到毫无遮拦地暴露在这空旷的地方是危险的，但腿脚却和他的大脑一样无力而麻木。他听到那个阴影在说着什么，是刽子手大开杀戒之前向同类进行炫耀。“逃”字闪了一下便又淹没在混沌之中，他只是下意识地微微动了一下身子，即使这轻轻一动也让他感觉很是吃力。

    一束白雾射过，黑点应生落地。像所有死难的同胞一样，他六脚朝天。

    雪白的墙壁恢复了原来了纯净。    我顺手把喷桶放在墙根儿。阿强死了。学名蟑螂。我知道，他不会是最后的莫利干。 

2007年5月5日星期六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

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

《诗经·国风·魏风·硕鼠》

 

灭了

 

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

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

《孙子兵法·始计第一》

 

善用兵者，[……]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此治心者也。

以近待远，以逸待劳，以饱待饥，此治力者也。

《孙子兵法·军争第七》

 

地形有通者、有挂者、有支者、有隘者、有险者、有远者。

[……]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可全。

《孙子兵法·地形第十》

 

蚕食骚扰，甚是猖獗。是可忍孰不可忍。2006年12月4日，设局诱敌，不果。转眼已近半年，敌已占稳脚根，时时出没，灶台、橱柜亦如履平地。偶吃什么他奶奶个球的也吃什么，真是气煞偶也。

登我灶台，上我橱柜，动我奶酪，这是我最不能忍受的。（这个句式让我想起了一段古话：匈奴失祁连、焉支二山，乃歌曰：“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

窗台有一滩鼠胶，在旁边放了一块馒头片。我相信敌人有能力上来，但一直没有。北京MM说，老鼠是从来不两次受骗的。这一点儿比我强，不服不行。

窗台一侧靠墙有两根暖气管儿，一根离地寸许，一根高约一米；橱柜这一端离墙有半尺空间，这是敌之本部所在；外面一层档板，档板底端与管道的接合处有一寸见方的空隙，这是敌匪进出本部的通道。

橱柜另一端距墙一米，灶台放置在此。曾经两次发现敌匪分别从橱柜和灶台上面逃至灶台底部，怀疑那里有暗道连通本部。将灶台拉出，发现两块洗碗用的海绵和敌匪活动的其它痕迹，但橱柜后部是密封的。这样看来，这里只可临时藏身，与其本部并不联通。这就好办了。灶台放回原处，密封入口。

去年挤鼠胶时当手套用的塑料袋还在，揉成黏乎乎的一团结结实实地赌住本部入口。档板上部距地近一米处与管道的接合部也有一寸见方的空隙，相信敌匪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能够从这里出入。用纸团赌住。这个纸团的作用只是标记，可以据此判断匪情以便采取相应措施。

厨房有一根长约一米柳枝粗细的铁条，放在门口，每次进入厨房先拿铁条扰敌，使其不得安宁，如狭路相逢，也可当作武器。地面放几个草莓，和纸团一样，是判断匪情的标记。

兵法云：以治待乱，以静待哗，以逸待劳，以饱待饥。

三四天过去，未见异情。但我相信，敌匪是不会坐以待毙的。

2007年5月5日星期六凌晨零点十分。进厨房。遇敌。窗台。背对馒头片，却不逃。原以为敌出入本部极为困难，此时正在犹豫退路，靠近一看——哈，原来如此，果然如此！以半年前的经验，知道情急之下敌之暴发力惊人，但相信此次情况不同。喊来两位同室。丁大厨师顺手拿起两只皮鞋□□□□□□□（此处略去一百二十一字）。拍下三张照片，将敌之惨状删除，仅留下打鼠英雄丁大厨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英姿。

灭了。

这时才发现，已经啃了一半的纸团赫然落在地上。

灭了。哈。

2007年4月19日星期四

 

桃花、杏花、梨花——我只是瞎说，因为我最多能分清小麦和韭菜——撒着欢儿地开，红的、白的、粉的，摩肩接踵，看着就喜兴。只是最近老天爷的脾气有点怪，一会儿是大风，听着像狼嚎，一会儿来场不大不小的雪，一会儿又是不大不小的一场雨，太阳一出，了无痕迹，像我这样除了上课整天闷在家里看书的主儿只知道刮过风根本想不到还下过雪下过雨。想来这老天爷八成是和老天奶——我这是临时给老天爷找个老伴儿——沤气，先是大吵，然后冷战，然后又后悔、和好，来一出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然后是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今天是Dilek老师的课，外语教学。

狭小的电梯里分明是我的一个同班同学，但她却像不认识一样，让我不由得怀疑是不是认错了人。我注意到她肩上披了一条又宽又长的丝巾，这是比较传统的家庭里女人们用来包头的那种。这就明白了，眼前这位是个保守派，男女授受不亲嘛，何况还是个外国男人。

保守与现代是土耳其社会对比鲜明的两种观念，从服饰上就可以看出眉目。在土耳其，你时而可以发现巴黎的一点影子，时而又仿佛到了伊朗或者塔利班统治下的阿富汗。

这两天有三条热点新闻，一是总理埃尔多安会不会参选总统；一是美国的校园枪击案，犯事儿的是个韩国学生，双枪挥洒，夺命数目再创新高，然后自我了断，也算条汉子；一是土耳其马拉提亚一家出版《圣经》的出版社里有三名员工被割喉。这后一条新闻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土耳其社会意识形态对立的严峻。

单说这保守派，其实也很矛盾。比如我这位同学，在外面包头，进学校要取下头巾，因为这是规定。高筒皮靴，紧身牛仔，大红毛衣，以至于今天才让我发觉她是包头的，原来还以为是呼和浩特的呢J 而真正的“包头士”一般无论冬夏都有一件一垂到地的外套，不过毕竟多年吹着西风，这外套或皮革或牛仔，也算土洋结合，不像伊朗或有些阿拉伯国家那样一身黑色床单（黑袍和“床单”本来就是同一个词），夜里看不见人，白人像遇上鬼。

这就是土耳其，既有包头士，也有嬉皮士，如果再加个什么“士”的话就可以用上忘了哪本古书上的一句话叫作“一桃杀三士”。

 

课上作陈述。我的教案是认真准备的，关键是内容，以语料库为基础对一个具体语言现象进行了比较分析，这个内容我目前还没有见到有更详细的阐述。至于形式也是正经八摆的教案，目标、主题、时间、步骤、方法说得清清楚楚。我看到有的同学边看我的教案边笑，这就对了，多正经的事都可以干得很好玩才行。我的陈述完成之后开始听取同学们的意见，有的意见是可以接受的。最后Gaye同学发表了一句听着挺受用的评论，只是我没有注意，倒是老师问：“你说什么？”Gaye回答：“我说要是课都这样上该多好。”

怎么那么爱听呢！

2007年3月24日星期六

 

昨天夜间大风，少有。小雨。

周五下课，经过汉学系古尔汉的办公室。屋里有古尔汉和另外一个黑黑胖胖的中年人，是新疆和田教育学院的，叫Ömercan，在历史系读博士。桌上放着一张中国留学基金委的表，空的，只贴了一张照片，是个熟悉的面孔，叫吉来（Gilay）。不久吉来果然来了。一通神侃。

古尔汉和吉来，一个略显示阴柔，一个很是阳刚。吉来在中国呆了八年，现在正在准备硕士论文。汉语很好，几乎听不出老外，难得。这几年几乎跑“光”了中国所有地方，我顺便告诉他，不能用“光”字，这是日本鬼子的政策。吉来正申请去西藏学习藏语，还打算学蒙语、满语。大概是汉学系的传统吧，他的兴趣也在历史，特别是突厥历史。有这样好的语言功底和对语言的兴趣却不搞语言学真是白瞎了这个人才。

吉来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和崇敬溢于言表，声称自己已经汉化，梦里都是中国，有时会梦到火锅，从来不会梦到转烤。他说，中国不应称为ülke（国），而应称为gezegen（星球）。吉来对大秦王朝尤其佩服得五体投地。我也顺势跟他胡扯突厥与中国文化的互动——有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有大秦铁骑的所向披靡，有孝武皇帝“侵我大汉者虽远必诛”的王家霸气；时而互市时而争战时而和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大唐长安成了国际都市，南腔北调胡言土语不绝于耳，据说连天可汗李世民血管里也流着突厥的血，从小生长在突汉双语的环境；杨胖子收了突厥胖子安禄山为义子，不成想渔阳鼙鼓阵阵惊破霓裳羽衣，终落得香消玉陨马嵬坡君王掩面救不得。

吉来说，那时的战争也是一种文化交流。此言有理。吉来去过西藏，此次留学，呆得时间会更长。欢迎我去，他接待。这小子活得很潇洒很充实，我活这么大，在中国走过的地方还没有他多。

忽然觉得中国与北方民族的交流史很有意思，现在只有一些肤浅的零星的了解。如果能够系统地学习一下，用文学的而不是学术的语言写一写应该是件很好玩的事情。

2007年3月21日星期三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天气很是暖和了。轻风拂面，悠然传来一股苦味的清新。抬头一看，枝头已经发满绿芽，有的还挂着簇簇小花，如同一群清纯的土耳其中学女生。修枝轻舞，远望如烟似雾，正是安城春暖柳先知。

    松涛告诉我，今天是立春。春天来了，夏天还会远吗？夏天近了，回家还会远吗？

  2007年3月18日星期日

 

    刘有才愤怒了。第一印象就不好。满眼漠然，自以为是。

    孩子的可爱就是因为他们的眼睛里充满了好奇。这个世界很大，一个人所经历的时间和空间都非常有限，好奇是一种良好的品质。刘有才总觉得，人可以无知，却不可以不好奇、不可以无求知欲。人而无欲，悲哉。

    三男两女。年纪稍长的男人是个什么“总”，却从不出声，另外两个年轻人也不出声。负责的女人是个什么“处”，年纪和我相仿，或者还要大一些；另外一个四十多岁，圆圆肉肉的脸，戴副眼镜但从不带表情，让人想到青灯古佛。没有表情至少说明缺少激情或者热情，不管哪种情，总之是少了一点。人而寡情，悲哉。

    接机回来，入住宾馆。按照日程，任务完成，司机走人。不想二三子提出吃中餐。也好，五羊就在不远。步行大概十几分钟，打车也可以。不想打车？那就步行。刘有才是个实在人，半天玩笑半认真地说，中餐馆不远，我知道，但这条街没走过；我这个导游弄不好连自己都导得找不着北。“处”女很是激动：你怎么不是导游，我们是付过钱的耶！

    “付过钱的耶”让刘有才心中生出一股无名之火。付过的钱能不能到刘有才的手里还不好说，但这并不重要。总之，刘有才很愤怒。

酒店的名字叫Dedeman。它的座佑铭是：Otelimize gelenlerin müşteri değil misafir olduklarını her zaman herkese telkin etmişimdir（我大概总在提醒大家：入住本店的不是顾客而是客人）。按照“处”女的逻辑，既是“客人”，不要收我们的钱好的啦，否则别扯这些废话。

 

    次日的活动有安卡拉城堡、安纳托利亚文明博物馆、国父陵等。既答应别人，刘有才还是决定认真对待，上网查阅资料，努力记住细节。

    从酒店出发，“导游”这“导游”那，刘有才很不受用。接机之时就已自报家门，一个人的姓名就这么不重要吗？

    刘有才还是有一点儿口才，肚子里一点糙货，加上昨晚记住的细节，自以为倒很象导游了。或许因为遇到熟人“刘教授”、“刘老师”地叫着，或者因为一路下来二三子听着有点满意，或者经过几个小时的接触对有才的人品有些感触——不知什么时候起，称呼改成了“刘导”。这个更恶心。不如直呼其名，或者叫“小刘”，或者你就叫声“嘿”、“喂”什么的，有才凭着对你们的价值评估也不会往心里去了。偏偏什么“刘导”，让有才联想到拿上镜当诱饵糊弄一些无耻的小丫头上床的某些无耻的家伙。

    刘有才很愤怒。但刘有才还是很认真地用真诚对待他们。刘有才决定在有限的时间内用自己的知识和热情感动他们，然后在分手的时候不跟他们握手——虽然这种想法有点儿自作多情——而只是在嘴角展出一丝不悲不亢的蒙娜丽莎般的微笑。

    刘有才在想：蒙大姐咋笑来着？

2007年3月11日星期日

 

    我的朋友阿里几次约我在红月见面，一直没去。阿里在红月附近上一个乐器班儿。他学的乐器叫ney，读作“内”，和中国的箫差不多，只是吹的时候和嘴并不垂直，有一个角度，所以乐器与嘴唇角度的调整也是吹奏技巧之一。今天本要去红月广场办事，所以主动约了阿里。

    见面地点是大坡清真寺（Kocatepe Camii）。这座清真寺是当年图尔古特·厄扎尔总统在位时修建的，无论地势和规模在安卡拉都是最突出的，当年认识阿里就在寺里，因为阿里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受了费图拉（Fetullah Gülen）穆斯林教派财团的支持，曾在中国留学学过汉语。清真寺连着一家大超市，名字叫“白恩迪克”（Beğendik，“咱喜欢”）。超市和清真寺旁边是一个露天茶馆，先在这里喝杯土耳其红茶。

    大坡清真寺在我并不陌生，每天上课必经此地，往下不远就是红月广场，再往下就是我的学校安大史地文学院，初来土耳其受了三天土罪——不是洋罪——的一个学生宿舍就在下边儿一点儿的地方。清真寺对面的大坡文化中心（Kocatepe Kültür Merkezi），我在那里听过土耳其公务员基金会（Memurlar Vakfı，ME-VA）关于前总统厄扎尔的报告会，厄扎尔的儿子也去了，当时吓了一跳，以为厄扎尔从坟里爬出来了。

    “内”培训班就在不远的一处楼房，外表看与普通公寓无异，但进去发现是一个越层，好多房间，是个专业培训机构。“内”班只有七八个人，连老师在内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   

    和笛子或箫相似，“内”也给人一种田园牧歌或是如泣如诉的感觉。虽然只是听练习，但不知不觉间竟过去了将近两个小时，这就是音乐的力量。他们练习的一个曲目，特别是前两句，分明就像是日本民谣《荒城之月》。得空儿告辞，借机发表了一下我的意见。老师叫塔哈，似乎是高山流水遇知音，显得很兴奋。我说，这很正常，音乐是人类的共同语言嘛，本来就是没有国界的。我请塔哈对“内”作个简单的介绍并吹奏一曲。塔吹我录。

2007年3月8日星期四

 

    晚上看电视，有个广告片，都是男人受女人气。最可笑的是一个家居的镜头：厨房里男人正在做饭，女人过来横挑鼻子竖挑眼，摔摔打打推推搡搡骂骂咧咧，然后扬长而去；男人委屈地顺墙就势蹲下掩面而泣。都是无声的镜头。结语：这只是一面镜子，现实的反像，每天都有女人受到家庭暴力、性骚扰等等不公正的待遇。

    我相信土耳其的男女不平等远比中国严重。实际上，在中国许多以女性为主或男女兼有的工作岗位在土耳其则较少见到女性，包括知识、技术含量较低的职位。经济的不平等决定了男女社会地位的不平等，这也是物质决定意识。像我这样有工作也要经常回家挨不工作的老婆打应算特例。

    中国的男女平等大概主要归功共产党。妇女能顶半边天嘛。社会主义的教育扫除了男尊女卑的旧观念，如果回想文革，脑子里就会出现类似这样的形象：工农兵相结合，农民往往是一个年轻女性形象，四方大脸，虎目圆睁，袖口卷起露出粗壮的胳膊——就差长毛了，拳头紧握，尤如一把大锤。

    男尊女卑观念的破除是一个进步。但在大陆，传统文化受到的更多是破坏，良莠不分的破坏。现在正在回归。我形容奈皮同学“虎头虎脑”就引得她不高兴，如果说她“孔武彪悍”，恐怕非跟我断了师生关系不可。这就是一个小例子。男女虽应平等，但还是不能等同。

    忽然想起一句话叫做“牡鸡司晨”，大概是骂武则天的。好像出自骆宾王的《为徐敬业讨武曌檄》。在那些老顽固眼里，女人当皇帝就是乱了乾坤。其实武则天应该算是比较有作为的君主，非等闲之巾帼。至少和那个真的只是颠倒乾坤、颠龙倒凤的西太后比要高明不知多少倍。

查一查《为徐敬业讨武曌檄》，竟没有“牡鸡司晨”。不过重温了一下骆宾王骂人的水平，文人啊，骂得那么恶毒却不带一个脏字。难怪武则天当年也只能非常佩服、一笑置之了。

2007年2月17日星期六 三十

 

    大年三十。昨天晚上在成吉思汗大厨吴铁岭那里吃饭，三点才睡，早晨八点多就起了。竟有些头痛。心里空落落的。

    庆松和史参都说过可以过去看春晚。春晚下午六点结束，然后使馆内部活动。我“可以”参加。还是算了吧。打电话给庆松，他们都在使馆活动，说是可以自己到他家里看。那就算了吧。小黄问我如何安排。他们商务处和新华社是党小组集体活动。王默在他那里看电视。也有不便。

    午休两个小时。还是上网自己看吧。效果比较差，大体有那么个意思。赵本山的小品照例会给2007年留下几句经典的口头禅。给我印象较深的有两句：“下自己的蛋，让别人说去吧”，“你太有才了”。这后一句在我并不新鲜，因为我们的“白云”早就说过这句，而我也早就在“人在安卡拉心在蒋宅口”、“花教授”、“小花”这些别名之外又加了个“刘有才”。

    小黄提醒了我。王默还有洛阳那几个孩子肯定没有什么着落，我不安排谁安排呢？打电话，约定晚上聚餐。

    酸菜鱼，炖鸡腿，菠菜，洋葱，饺子，木耳鸡蛋，尖椒土豆。家常便饭，对这几个孩子来说该是大餐了。和孩子们聚餐比去年在使馆似乎更高兴。可这次还是有些情绪饱满。说几句煽情的话，明确宣布希望看到有人思乡落泪。希望落空。

    我是县官，大西瓜小西瓜。竟也很快乐。

    这是我第二个异国他乡的大年三十。网上和老婆视频，说是外面很热闹很漂亮。我能想像。开禁那年离开北京，已经好多年没有经历爆竹声声除旧岁的特殊氛围了。自从小时候放炮伤了一次手，我再也不放了。但还是渴望站在自家阳台，和老婆孩子一起观赏、一起倾听北京的大年三十，品尝自制的韭菜馅饺子，品尝孩子脸上洋溢的新奇和喜悦。    大年三十。人在安卡拉，心在蒋宅口。

2006年12月24日星期日

烦心事就着酒喝了，单说这几天的高兴事。

10号奥尔罕·帕慕克的诺贝尔颁奖典礼讲演。因为学期末了，忙着看书，几天没看电视，那天就忽视打开了电视。缘分啊。一听不错，赶紧翻译，投到《译林》，这回挺好，过了五天就反馈回来说是准备采用。和编辑就这篇译文又几个回合的邮件往来，最后向我约稿，说是07年新办一个《译林·文摘版》。刚好翻看阿齐兹·奈欣的一个短篇小说的集子，第一篇是Çarıklı Kurmay，意思是精明的乡下人，我把它译成《滑头老土》，觉得挺好玩，想起来就笑，大意是这样的：

早年来德国打工、现在开饭馆的一个土耳其农民回了一趟国，大包小包的，请司机改线直接把他送到自己的饭馆，许诺大家大吃一顿，对自己饭馆大吹特吹。路上向司机和乘客咨询法律上的事情——这样就可以省下律师费，结果没人说话。农民自顾自地唠叨：“饭你们也不吃，汤总得喝一碗吧，不然我可不让走。”大餐改喝汤。过一会儿：“汤也不喝？随你们。不过饮料得喝，不喝可不行，我不让走啊。”于是喝汤改饮料。最后又降格为喝水。到饭馆以后：“说吃饭，你们肚子挺饱，汤你们也不渴，酒水也不用，喝口水你们也客气。要么这么着吧，你们都来撒泡尿，宽敞宽敞。俺们那厕所可豁亮了。”其实大家从来没言声说过不字。司机气得打了火就走：“这孙子让我们多跑了一个小时的路。”

一个短篇，讽刺的不仅仅是滑头老土。

麻烦的是里面的很多不规范的语言，主要是显示老土的没文化。怎么翻？翻成河南话？这是惟一有一点了解的方言。可有两个问题，一是汉语是书同文的，河南话也属北方方言，是普通话的基础，说着有口音，一写出来恐怕差别不明显；二是，就算能看出是河南话来，也不太好，因为我爱河南，当然不仅仅是因为那里有我的米线西施。

还有一件高兴事是认识了刚从北京来的MM：）

这回不兠圈子。MM全名是赵明鸣，社科院民族语言研究所的研究员、《民族语文》杂志社的副主编。喝了三次酒，把他整高了一次：）他也弄语料库。特投缘。用MM的话说，我们是“学术知音”。可惜不是红颜知已：）通过MM我知道，如果弄突厥语这块，国内的圈子是有的。MM的话我听着来劲。

2006年12月28日星期四

 

来土一年。

九月下旬申请居留延期，十二月下旬拿到居留证；第一学期（十月）初研究生院注册，今天再去拿学生证，告知要在古尔邦以后才下来；伊朗使馆对面一座二层小楼我来之前已在装修，现在似乎已经接近尾声；想起巴音德尔医院对面的楼房不知现在处于什么阶段，大概是四月份开始吧，和老田一起陪病人去医院，那时正在挖地基，估计现在应该有点楼的雏形了。

看来土耳其人办事是不急不忙的。可也未必如此，用史参的话说，土耳其人有点P职务就忙得不行。总的印象是土耳其人干事计划性不强、时间性不强、随意性较强。这大概是一种文化差异吧。中国人是传统的农耕文化，种地讲究节气，什么时候干哪些农活是有固定时间的；土耳其人的祖先是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这块地让牛羊啃得差不多了，卷起帐篷来个小孩拉屎挪挪窝，结果那个地方正在闹蝗灾，结果牛羊死了不少，没关系，过了河到汉朝的地面抢点儿不就行了。牛羊吃草我们就晒太阳，牛羊吃完草我们就吃牛羊，吃不饱也饿不死，瞎折腾呗。这就是土耳其人。

气象局的阿卜杜拉老兄不知怎么样了。刚来时一直和我保持联系，因为我这个人骨子里不太喜欢交际，所以已经好久没有音讯了。

刚才从研究生院回来，注意到地铁里的广告牌一直空着，有的贴着几幅一样的小宣传画，是一只眼睛，写着“大家都看这里”的字样，可惜牌子一直是空着。这在北京是不可想象的。

这些都是些拖泥带水、死气沉沉的气象。土耳其并非没有热闹的时候。最热闹的大概是夏季的海滨，电视台也不断地做现场采访。

土耳其传媒对国际形势的报道很少，但土耳其人随便拉一个都能给你谈一谈对国际形势的看法。厉害。

前两天和汉学系的古尔汉聊天。古尔汉正在读欧凯的博士生，同时任课。问在忙什么。很无奈。一个学生的成绩登记有误，要写报告。诸如此类。这种事情我们那里很简单，学生说，老师，你给的成绩好像不对，老师拿试卷一看，心里暗骂小学老师没把自己的算术教好，然后抽空到系里找办公室负责学生资料的老师一说，老师打开电脑或档案一改，这事就搞定了。在土耳其不行。学生提出异议，老师确认无误；学生写申请，我的成绩有误，要求更正；系主任签字；古尔汉给学院打报告，学院签字；学院给大学打报告，校长签字；然后签了很多字的报告再一级一级地原路返回。这是一套严格的程序，但是这样严格的程序不能保证管理上不出问题，因为除了当事的学生和老师真正关心外，其它都是形式，并没有人用心；这样的级级上报下达最直接的效果似乎都是消极的：第一，浪费时间；第二，浪费纸张；第三，环节增多，人为错误的机率增加。

古尔汉还没拿到博士，所以还没有教师资格。

中国的制度有所不同。现在中国的高校似乎还没有要求一定拿到博士才有教师资格，以后也许会朝这个方面发展。这确实是个难题。现代的学术管理制度也许可以造就或者准确地说是“逼出”不少博士，但它能逼出多少真正会思想、会创新的学人？包括高校的职称评定制度也是难题，你说你要进高称了，你评什么进？总得拿出点东西出来吧？所以量化有量化的道理。好，我拿出来了，可我拿的是不是学术垃圾——现在学术垃圾太多了——谁又知道或想知道？大学专业这么多，谁能对我的专著、论文质量做评判？质和量。看量不看质只能是一种偷懒的办法，同时它的恶劣影响会形成恶性循环。前两天看过一些关于核心期刊交版面费的文章，可悲。为什么会这样？这个问题想着都头疼。做人要实在，学问要实在，学校也要实在。如果他们都不实在，都玩花样，都弄虚作假，是不是都是他们的过错？可能不全是。谁逼着他们这样？是教育部？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想了，累。

土耳其更累。想在学校混，你得读硕士、读博士，写论文。那天在图书馆看了一个2004年国际研讨会的论文集，四五千页，分成两部。挑了几篇感兴趣的题目看看，总的印象是这些作者还不如有那工夫到海滨渡假哪。看土耳其人在语言方面的东西，似乎还是恩金老师那本书有点意思，虽然在我看来里面也有不少糊涂帐，但那毕竟是思考的结果，是有新意的。

土耳其的老师有点像高中生高考。考上大学之前你得拼命，考上以后就有不少人不务正业了。我接触的老师中，越是年轻的、没上教授的上课越认真、有章法，而上了教授的，好比高中生考上了大学，整个一个瞎扯淡。这样的教育有什么意思？

和古尔汉交谈时不时有要回家的学生来辞行。古尔汉说，如果出去当导游，干六天一天一百美元这一个月就够了，其它时间可以干自己的事情。能在这干还不是为了这些学生，他们很可爱。我多少有些同感。但我相信古尔的想法比我要强烈得多。毕竟我在学校除了有一群可爱的学生——准确地说是走了夏明翰后面还一波儿（用天津话读），而且还可以自由的思考、自由地工作，不像古尔汉这样干一些浪费生命的垃圾工作。从古尔汉的话里推断他一个月的收入是六百美元左右，这个数字在中国还可以，但在这里是不行的。

现在我是学生。好久不当学生了，有点不适应，特别是在土耳其，老师说的话是金科玉律。一年中半年多时间是以访问学者身分混在这里，主要是忙立项。现在当学生了，反倒觉得自己更像访问学者，不断想事情，把想的东西写出来交老师，老师基本上没有反馈。所以以后还要不断地写东西，但不会交给他们看。

高兴的事情是我关心的语言问题在头脑里越来越清晰、越来越系统，而且得到了除老师以外的许多人的认可。语言学其实是非常有趣的事情，可是让这里的老师一教就显得非常抽象、艰深、远离事实、面目可憎。

其实我觉得语言学不应该是这样的。语言学应该更贴近普通人。语言学不应该高深莫测。普通人对语言学的反应应该是：我只知道是这样，还真想不清楚为什么会这样，听你这么一说，可不就是这么回事嘛。

这是我理解的语言学。

 

来土一年。土语没提高，学问没见长，牢骚一大堆。如果说收获，最大的收获是厨艺。前两天吃了一次拔丝苹果，昨天实践了一次，相当成功。这样拔丝系列的技术问题就算解决了。然后是清蒸鱼，先吃后做，也很成功。清蒸系列基本搞定。再有就是肉菜，以前不知道的，一是肉要先处理，特别是牛肉，切好，加水或鸡蛋打，还要加苏打（也就是嫩肉粉），加干淀粉；另外一个环节是滑油。这样做出来的肉软嫩可口，特别是孩他牙不灵光的姥姥一定喜欢。肉菜还需要实际操作几次才成。

 

来土一年。最大的损失是苦了老婆孩子。东东同学从三岁多茁壮成长到四岁多，正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黄金阶段，我不在。老婆不容易啊，虽然有时候也嫉妒她守着儿子有天伦之乐。

 

来土一年。其实和老婆孩子清蒸鱼比起来，语言学算个球。

2006年12月4日星期一

 

将近不惑之年、转眼就要哼唱夕阳红的男人，心里怎么突然生出少男情窦初开般的兴奋和紧张。我说不清楚。

吃过晚饭，和李自周同志继续在厨房忙活。老李是饮食专家，我一是要多请教，二是不能全指人家，自己能打打下手的应该打打下手。老李提醒我，隔墙有耳。我说没关系，美神女（MSN）可能还在休息，听不见的。听见又怎么样，她又不懂中文。

布置停当开始上菜。怎么上呢？老李是专家，对口味、搭配有研究。花生是好东西，肯定喜欢，不能少。不过别放边上，放中间效果应该好一些。鸡蛋也不错，上点儿。地桌（yer sofrası）不太稳当，好办。

时间不早了，神女还没露面，和很多土耳其人一样，她的时间观念谁也摸不准。

又过了一会儿，神女总算来了。来就来吧，干嘛不轻一点儿呢。下床，先到老李房间。老李已经睡了。嘿，她来了。我推了推。老李睡意正浓，来就来吧，这么晚了，我困了，你照应一下就行了，我可不想当灯泡。

对不太熟悉而又心仪甚久的异性我向来拘束，但也没有办法。进厨房，开灯，却没有任何踪影。怪事。不是神女还会是谁呢？我手里拿着相机。以前和同学们说过，所以早就想好了照张相给他们认识的。

我肯定她在。难道钻到橱柜缝里不成——又不是聊斋，哪来那神通，况且还有地桌碍事。

环视四周，我看到垂到地面的窗帘。原来如此。这个小妖姐儿，是真的和我一样拘束呢，还是故意犹抱琵琶半遮面地玩狐媚？说实话，心里很是紧张，尽管如此，我还是以一种让我自己都感觉惊讶的轻佻一伸手拉开了窗帘。杨贵妃般雍容的身影一闪，在我的眼皮底下消失了。

失策，冒失。看来她真的拘束，我的唐突让我失去了一睹芳容的机会。我决心退堂——我一向是不论好与不好，见了就收，绝不穷追，绝不勉强的。

回到床上。过了一会儿，隔壁又响起来了。我知道，一个女人，当她受到惊吓时，那种力量的爆发是超乎想像的。我决定由她去慢慢消受，不再打扰。明天她玩累了，心态平和了，见上一面应该不成问题。

闭上眼，隔壁风卷残云、惊天动地般的热烈让我平生几分幸福的快感。是啊，幸福应该来自奉献，哪怕是默默的奉献，而不是索取和占有。我在这快感中慢慢睡去……

明天早晨应该有故事吧，只是不知道这鼠胶的力道如何。

2006年11月22日星期三

 

姐儿生得漂漂的，两个奶子翘翘的。

有心上去摸一把，心里有点跳跳的。

汪曾祺《受戒》

 

这酸曲的味道颇像家制土氏泡椒，酸中带辣，原汁原味，俏皮中是一种野性的冲动，最原始也最单纯。明明有着酸色之气，我却想到了孔老对《诗经》的评语，曰：思无邪。

到底师出沈从文门下，意境、文笔着实很像，只是阅读《受戒》比《边城》更轻松、更愉悦，也是淡淡的，却没有一丝伤感。

 

……

小英子忽然把桨放下，走到船尾，趴在明子的耳朵旁边，小声地说：

“我给你当老婆，你要不要？”

明子眼睛鼓得大大的。

“你说话呀！”

明子说：“嗯。”

“什么叫‘嗯’呀！要不要，要不要？”

明子大声地说：“要！”

“你喊什么！”

明子小小声说：“要——！”

“快点划！”

英子跳到中舱，两只桨飞快地划起来，划进了芦花荡。芦花才吐新穗。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枝一枝小蜡烛。青浮萍，紫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鲁飞远了。